第十章 省城的火
二〇一〇年，省城那支队换了东家。
前一年，它刚掉了一级。接手的人有钱，第一件事是买人。
买来的人，名字一个比一个响。
县里的报纸，第一次连着几版登同一支球队的事。
那年，它一场接一场地赢。
到年底，它打回了原来的那一级。
赢球是会传的。
传到镇上，传到村口，传到饭桌上。
以前去省城看球的是懂球的那几个人。那一年，看热闹的也跟着去了。
大巴从一辆变成三辆。
包车的是一个开小卖部的。
他起初只是帮同村几个人占座位。人一多，他就备了一本账本。
账本第一页写着：车牌、人数、每人多少油钱。
钱收齐了，他把本子一合，说：「多退少补。」
从那年起，这本子一直记到年底，记了两本。
车上还是带粥，带咸菜，晕车药一板一板地传。
只是人不一样了。以前是在球场上才认识的，那年开始，在车上就认识了。
上车点有两个。一个在县城的老汽车站，一个在镇口的圩。
司机还是常年那一个。他说，跑这条线跑了十几年，头一回见这么满的车。
第一趟车满，第二趟也满。后来加了一辆，还是满。
车上有一个五十多岁的。
他这辈子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坐这么长的车，是为了看球。
出发前一晚，他把要穿的衣服叠好，放在床头。
儿子在外地做事，打电话回来问他：真去看？
他说：「去。」
回来以后，他见人就说那球场大。走进去要走半天，才走到自己的位子。
有人问他值不值。他说，值。
有一趟车半夜坏在路上。
一群人在路边站了三个钟头，看修车的师傅拆开又装上。
天快亮的时候车修好了。没有一个人说要回去。
那一年，第七区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颜色。
以前各穿各的。谁穿什么，没人管。
有人在车上问了一句：要不，都穿红吧。
红布是从镇上布店扯的。
量了尺寸，剪成一条一条。
站起来的人，一人一条，系在手腕上，或者搭在栏杆上。
一片红。
从远处看，第七区像一小块烧起来的布。
助威还是靠嗓子。
喊到后半场，喉咙就哑了。哑了也要喊。
有人从村里借来一面鼓。
是年例用的狮鼓，太大，抬不进看台的门。
后来换了一面小的。一个人背在身上，一个人敲。
鼓一响，喊声就有了准头。
也有人吹哨子，有人拿两个矿泉水瓶当响板。
这些东西凑在一起，居然就成了一套声音。
横幅上的字，是找镇上写字好的人写的。
写完晾在院子里，第二天才敢卷起来。
那一年做了三条。最长的两条，一条留在大巴上，一条卷着带进场。
也是那一年，第七区开始有规矩。
第一条，不许骂人。
第二条，散场把地上的瓶子捡走。
第三条，横幅收好，下次还要用。
规矩是几个人在车上商量出来的。商量完了，写在纸上，贴在大巴的车门上。
贴了半年，纸烂了，又抄了一张。
有人问，为什么不许骂人。
回答说，我们坐在一块，喊的东西要干干净净。
那年开始，县城的街上也多了那支队的东西。
有卖球衣的，有卖队旗的。旗子是布印的，风一吹就卷。
镇上有个卖鱼的，摊子前挂了一面小旗。
他说不好看，挂了也就挂了。
也有人说这不合规矩，让他收起来。
他收了，第二天又挂上。
有一回，球踢到很晚。
回程路上堵了一段。到家的时候，家里摆的席已经散了。
家里人说他。他说：「球看完了。」
电视里的转播也多起来了。家里看球的人，比往年多了不少。
对门那户人家，以前只看新闻。那年夏天，也开始看球。
看球的人多了，争论就多。
争论最多的一句是：这支队到底算谁的。
是本地的，还是外面的。
说到后来，谁也说不清。
赛前的票不好买。
以前两毛钱一张，坐在灯底下看。现在得托人，得提前，得排队。
票价涨了，还是要买。
第七区的位置也要抢。
谁早到，谁先占。占好了，就守着不动。
有人专门负责守位子。他去得最早，一个人坐着，把旁边一排留出来。
等到人齐了，他再回头去门口接人。
也有不一样的声音。
有人问：我们年年给省城的队喊，喊得再响，那也是别人的队。
没人接话。
过了一会儿，一个年纪大的说：「这支队不是我们的。但这看台是我们的。」
这句话，很多人记了很多年。
二〇一〇年之后，散落各处的吴川人，第一次彼此认识。
塘缀的、黄坡的、振文的、博铺的。以前只在球场上碰面，谁也不知道谁叫什么。
那年冬天，有人做了一件事：把愿意留下的人记下来。
一个本子，一页五十个名字。名字后面是电话。
本子记满了，就换一本。
那时候没有人管这个本子叫什么。它只是几本记了名字的本子。
后来这些本子变成了另一种东西，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那年还去过一次更远的客场。
坐了一夜的车，天亮才到。
到了当地，他们被安排在主队球迷中间的一小块地方。
声音出不来。喊一句，四面都是别人的声音。
那一场踢完，有人喉咙哑了三天。他说，这才知道主场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散得再远的村子，也开始有人在回程的车上问：下次什么时候去。
答案总是同一句：看赛程。
那年年底，那支队升了级。
关键那场是客场。
天没亮就出发了。到的时候，球场外面已经站满了人。
第七区站了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一起喊的时候，声音和前几年不一样了。
前几年是一群人凑在一起喊。那一年，是一片声音。
终场哨响，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有人把红布条举过头顶。
有人抱着旁边的人，抱的那个人他不认识。
回程的大巴上，没有人睡。
一路唱歌，唱到嗓子破了，还在唱。
进了服务区，下车的人排着队买水，笑着，谁也不催谁。
唱到后半夜，车进了县城，街上已经没人。
有人忽然说了一句：「赢了又怎么样，还是人家的。」
车里静了一下。
然后有人说：「先看着吧。」
那年冬天，散场以后，总有人不急着走。
他站在看台的最高一层，看着空了的球场。
草皮上还留着人跑过的痕迹。
几万张椅子，一张一张空下去。灯一盏一盏地灭。
他看一会儿，转身往外走。
走到通道口，他回头又看了一眼。
他心里有个念头，那年没跟任何人说。
那个念头是：这看台要是站着的是我们自己的队，会是什么样子。
同一个冬天，也有人问过另外一件事。
他问：我们的主场在哪里。
没有人回答。
省城那个球场，一年去十几趟，路走熟了，座位也坐熟了。
可它不是自己的。
这一年，江心岛上还没有球。
县一中的操场上，学生照旧踢。
村里的球场还是泥的。球门没有网，球踢进去还得有人跑去捡。
省城那支队用的是红，吴川人系在手腕上的布条也是红。
看起来是一样的红。
可谁心里都清楚，那把火是借来的。
借来的火也能取暖。
它把过去散着的人聚到了一起。
它教会了一群人怎么站满一个看台，怎么一起喊，怎么一起回家。
它还教了一件事：原来吴川人聚在一起，是可以有这样的声音的。
这个声音，先在省城的第七区响起来。
再往后，它会响到别的地方去。
散在县城各个角落的这些人，那几年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只是每周上一次车。
上车，看球，下车，回家。
一周一次，一年一年。
中间有的人走了，去外地做事，去看别的球。有的人留下来，一直坐到看台的最后一排。
那几本记了名字的册子，一直有人在收着。
收册子的人自己也说不清留着有什么用。
他只是觉得，这些名字不该散。
那些年，散落各处的吴川人用一支别人的球队，练了一件事。
他们练的是怎么当球迷。
怎么买票，怎么占座，怎么做横幅，怎么起头喊，怎么把一场球看完，怎么把一车人平安送回去。
这些事，看别人踢是学不会的。
只有自己站上去，才学得会。
二〇一〇年的火是借来的。火烧了十几年。
火把一群人的脸照熟了。
十多年以后，江心岛上会点起一把真正属于自己的火。
点火的人，就在这些人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