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看球的人
县城西边有一户姓陈的人家。
一家三代，都看球。
有意思的是，他们看球的地方，不在同一处。
爷爷那一辈，看球要去体育场。
那时候没有票，也没有座位。想看得清楚一点，就得往高处站。
最好的位置，在围墙顶上。
一堵墙，不到一尺宽。站得下的就站，站不下的骑在别人肩膀上。
爷爷年轻的时候爬上去过。
先踩着厕所后头那垛砖，两手一撑，就上了墙。上去容易，下来难。他有一回下来，是被人从墙上接住的。
他后来跟孙子讲过那墙上的规矩：上去了不能乱动。一动，底下的人就骂。
也有人掉下来过。掉下来的那位在地上趴了好一会儿，拍掉土，又绕到墙根找地方往上爬。
那时候的场地还是泥地。线是用石灰撒的。风一吹，边线就淡了。
球门没有网。球踢进去，穿过门框，还得有人跑过去捡。
下雨天最热闹。泥地踩成一片烂浆，人跑起来一脚一个坑。
踢球的人把上衣脱了，鞋也脱了，光着背在泥里跑。看的人也不怕淋，站在雨里看。
球场离陈家十几里路。去的时候走，回来也走。
同村一起去的有五六个人。路上先说今天的球，说完了，就说别的事。
去得晚了，墙顶早就站满，只能站在外圈。外圈看不见球，只听声音。
听声音也能听出个大概。喊声一大，就是快进球了。
围墙外头是马路。警察来赶过几回。赶走了，人从另一个角上又爬上去。
墙底下站的多是女人和小孩。她们不上墙，站着看就好。
那时候看球，得带上两样东西。一包炒花生，一把蒲扇。
球踢出场外，要翻墙去捡。捡回来的时候，两边的球员都站在场上等他。
有人问爷爷，一辈子看了那么多球，记不记得哪一场赢了。
他说不记得。
问他谁踢得好，他能报出几个号码。
七号跑得快。五号敢下脚。别的都忘了。
他那时候看球，看的不是输赢，是热闹。
县城一年到头没有几件热闹事。一场球，能让街坊说上一个月。
到父亲那一辈，看球的地方起了变化。
他先在县里的灯光球场看。
灯一亮，人就往灯底下挤。飞虫也往光里扑，一头一脸。
那时候一张票两毛钱。两毛钱能买一碗粉，能看一场球，他选看球。
看台是水泥的，一级一级往下。坐久了，裤子后头是一层灰。
散场的时候最好看。几百辆单车堆在球场外头，铃铛响成一片，谁都找不到自己的车。
找车要花半个钟头。找到了，还要挤出去。挤到马路上，才算真散了场。
后来，他开始往外跑。
省城有一支球队，踢得好看。县里有一批人，隔一阵子就要去看一场。
去一趟三百公里。坐大巴，天亮出发，天黑回来。
大巴上的人，多半是同一个镇上的。上车时谁也不认识谁，聊两句，就都认识了。
司机常年是同一个。他认得这些人的脸，也认得他们的口音。
车上有人带粥，有人带咸菜。晕车药是一板一板地传着吃。
有人负责收钱，收完在一张纸上记账。一张纸记满了，就用铅笔算总数。
回程的大巴上没人说话。有人睡着了，头靠着车窗，一路晃到县城。
司机在半路停一次，让人下去买水，上个厕所。停完再开，谁也不催谁。
到家往往过了半夜。第二天照常上班，谁也没耽误过。
到了省城的球场，他们不往本地球迷的堆里站。他们找一块固定的地方。
第七区。
第七区坐的多半是吴川人。隔着几排，听口音就听得出来。
他们的横幅是自己做的。竹竿撑着，字是找镇上写字好的人写的。
横幅举起来，有时被场边的保安要求放下。放下了，过一会儿又举起来。
他们喊的调子是自己凑的。喊的人起个头，七八十个人跟着。
起了头，就停不下来。一场球喊下来，喉咙像被砂纸磨过。
有一年下大雨，第七区没一个人走。雨把横幅打湿了，字一晕，看不清了。他们就把横幅收下来抱在怀里，接着喊。
本地球迷骂过他们，也握过他们的手。
骂的时候用本地话骂，握手的时候不用说话。都是看球的人，谁也不用解释。
父亲在第七区喊破过嗓子。
他喊得最多的两个字，是快跑。
有一次，旁边一个本地人回头看他。
那人问：你们是哪里的。
父亲说：吴川。
那人想了想，说：哦，听说过。你们那里出过踢球的。
这句话，父亲后来跟儿子说了不止一次。每次说，都有点得意。
他说：全中国最会踢球的地方之一，就在我们家门口。
说到后半句，他往往就不说了。
家门口没有一支自己的队。
儿子是跟着父亲去看球看大的。
他第一次进球场的时候才五六岁。那一场他没看球。
他一直在数看台上的台阶。数到最后自己也乱了，就从头再数。
后来他也看球了。
他看球不出声。坐在父亲旁边，一场球看完，能一句话不说。
父亲问他：你看什么呢，也不喊。
他说：我看他们怎么跑。
他看的是别人不看的地方。看后卫什么时候往前压，看边路的人什么时候往里收。
父亲笑他，说看球哪有这么看的。
他不反驳，还是那样看。
回程路上，父子俩会争两句。
父亲说那个前锋好，儿子说那个前锋没跑位。
争到后来，父亲说一句：你懂什么。
儿子也不生气。下一场，两个人还是一起去。
这一年冬天，从省城回来的大巴上，儿子忽然问了一句。
他问：我们什么时候有自己的队。
父亲没有马上回答。
他把脸转向车窗。窗外是黑的，什么都没有。
过了很久，他说：会有吧。
这句话后来传到了爷爷那儿。
爷爷那时候已经不出门了。他在家里看电视里的球。
他听完，说：等得到就等。
他又说：我看了几十年球，都是看别人踢。
他说：要是能看上一回自己家的队，哪怕一场。
一九九七年那场球，父亲也去了。
他那时候还是个后生。那天他挤在江心岛的看台上，从上午一直站到散场。
回来以后他跟人说：原来我们这里，能站这么多人。
这句话他也说过很多次。说的时候，比说别的话都慢。
父亲有一件球衣，是省城那支球队的。
买回来那天他试过一次，第二天就挂进了衣柜。
儿子问他为什么不穿。
他说：等我们自己有队，我再穿。
那件球衣在柜子里挂了很多年。吊牌一直没剪。
有时候柜门一开，还能闻见新衣服的味道。
爷爷后来耳朵背了。电视的音量开得很大，隔着楼梯都听得见。
他还是守在电视前。球踢到关键处，他会往前探一探身子，像要从椅子上站起来。
父亲劝他少看，说伤神。他说不碍事。
儿子问过他一次：爷爷，你看了一辈子球，图什么。
爷爷说：图个响动。
儿子没听懂。爷爷也没解释。
吃饭的时候，一家人也说过球。
爷爷说，现在的球不硬朗。
父亲说，现在的球好看。
儿子说，你们说的都不是一回事。
三个人谁也没服谁。第二天照旧坐在一起看。
这户人家没什么特别。
县城里这样的人家，有的是。
爷爷在围墙顶上站过。父亲在省城第七区喊过。儿子在电视机前坐过。
他们三代人，谁也没踢出名堂。他们只是看球的人。
可是看球的人，也在攒东西。
一场一场看下来，他们就知道了：一支球队该长什么样，一个主场该有什么声音。
他们看得越久，心里那件事就越清楚。
那件事是：不能老看别人的。
一九九七年，江心岛站过一万人。
二〇一〇年以后，省城的第七区坐满了吴川人。
这些数字加起来，是一群从来没有过主队的人。
他们坐在不同的看台上，问的是同一个问题。
那几年，没有人能回答。
问出这个问题的，不止他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