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万人的友谊赛
一九九七年，县城里传开一个消息：有一支国家的女子足球队，要到江心岛来踢一场球。
消息最初是从县体委漏出来的。没有海报，没有广播。可是不到三天，全县城都知道了。
街边的粉店在说，卖鱼的档口在说，茶楼上在说。放学铃一响，走廊里说的也是这一件事。
那几天，江心岛边上先热闹起来。
有人头一天晚上就搬了小凳子去看台上占位置。有人先把小孩送过去，自己第二天早上再赶。
没有票。谁先到，谁就有地方站。
那支队伍的对手，是县一中。
一支中学球队，跟一支国家的队伍踢。听起来不像真的。
可这场球后来真的踢了，而且成了那些年里县城最热闹的一件事。
那支队伍提前一天到，住在县城的招待所。
第二天清早，有人在江边看见她们跑步。一排人沿着江堤跑，脚步很齐。
后头跟着七八个县里的孩子，也跟着跑。跑了两百米，就跟不上了。
严观澜那年是县一中的主教练。他后来回忆，接到通知那天，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他说他当时想的不是怎么赢。他想的是：那片场地装不装得下这么多人。
江心岛的老球场，一圈看台，看台外头就是江。平时县里比赛，看台能坐一半就算热闹了。
去江心岛要过一座桥。桥不算宽，那一天从早到黑，桥上的人没有断过。
那一天，看台上、跑道边、球门后头的草坡上，站的都是人。
有人说来了一万人。有人说更多。
县城总共不到十万人。也就是说，那一天，街上大概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去了江心岛。
几十年后有人翻出当年的照片。照片是黑白的，角度很低，拍的是看台。看台上没有一张空位，人的脸挤成一片灰色，看不出谁是谁。
严观澜带队最后进场。他说他从通道口往外看了一眼，看见脑袋一直漫到围墙根底下，连树杈上都骑着人。
他带的那些孩子，有几个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站过。
有人在队列里小声说，腿软。
严观澜说，软就软着上。他说他自己也软。
进更衣室以前，他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
第一行是敢抢。第二行是敢跑。第三行是输赢不算。
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第三行。他说，不写这一行，前两行就做不到。
那支队伍进场的时候，声音先响起来，人才跟着出来。看台上的人站起来，一片哗啦。
严观澜说，那是他在县城里听过的最大的声音。后来县里办过很多次比赛，再没有那么响过。
赛前热身的时候，孩子们都看愣了。
对面那些人热身传球，一个球在脚下换了十几脚，中间不停。球贴着草皮走，声音很轻。
县一中的孩子平时练传球，两个人对踢，三脚里有一脚踢歪。
有个后卫后来跟人说，他当时心里想的是：这球要是传给我们，我们接不住。
哨响了，开球。
上半场，球大部分时间在县一中半场。
那支队伍的传球快。你想抢，球已经走了。你刚转身，球又回来了。
县一中的孩子用的是他们唯一会的那一套：追。
严观澜在场边喊，喊到后来嗓子哑了，就把两只手圈在嘴边喊。
看台上的人也跟着喊。他们大多不懂什么阵型什么战术。他们只看见自己县城的一群孩子在追球。
县一中的门将那天扑出过几个球。
扑出几个，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有一次扑在地上，草皮把他的胳膊划出两道口子。
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不敢看自己的胳膊。
队里的老校医给他缠了两圈布，问他还能不能上。
他说还能。
到中场休息，孩子们回到场边，一个个弯着腰喘气。
严观澜没讲战术。他做了一件事。
他让每个孩子转过身，看一眼看台。
他说：底下那些人今天不是来看输赢的。是来看你们敢不敢跑。
那天中场休息，看台上有人把水往下递。
一只水壶从第三排一路传到场边，中间过了十几只手。
递到孩子手里的时候，壶还是凉的。
下半场，县一中踢得比上半场凶。
球还是抢不到，可是抢的次数多了。有人摔在草皮上，爬起来接着追。
严观澜后来说，那半场他没看清什么，只记得自己队的孩子一次一次从他面前跑过去，汗把球衣贴在背上。
那场球最后是输了。输了几个，说法不一。
严观澜记得清楚，可他很少说。别人问，他就说：记那个干什么。
他说他记得的是结束以后的事。
哨响之后，那支队伍的队员做了件出乎意料的事。她们没有直接回更衣室，走到场边，一个一个跟县一中的孩子握手。
有的还抱了一下。
县一中的几个孩子想请她们签名。摸了半天，摸出一支笔，又找不出一张纸。最后把笔递过去，让人家签在手背上。
有个孩子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话：你们一天练几个钟头。
对面那个人回答了一个数。孩子听完没接话。
那个数，比他一天上课的时间还多。
严观澜站在旁边看着，没有催。他知道那支笔明天上课还要用。
签了手背的那只手，那天晚上没洗。
还有个孩子，散场的时候一直不肯走。他站在球门后头，看着那支队伍收拾东西上车。
严观澜问他还站着干什么。
他说他想看看，她们上了车以后，在车上干什么。
严观澜说，那孩子后来没踢出来。他念完中学就去打工了。
可是过了很多年，他回到县城，还会绕到江心岛去站一会儿。
第二天，县里的报纸登了一小段，配着一张模糊的照片。
那张报纸被不少人剪下来，夹在本子里，或者贴在铺子的墙上。
过了些年，纸黄了，字还认得出来。
那场球以后，县里热闹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人开始议论：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踢得这么好。
也有人开始问另一个问题。
那一天江心岛站了一万人。这一万个人，是为了一支从外面来的队伍站过来的。
那我们自己的队呢。
这个问题，在一九九七年没有人回答。
严观澜说，他后来很多次想起那一天。
想起那天的风，想起看台上的人，想起自己带的那些孩子在草皮上追球的样子。
他说那场球让他明白了一件事：这座县城里想看球的人，比他原先以为的多得多。
不是多几百个。是差着好几倍。
后来严观澜带了很多年队。他从县一中带到业余体校，又带出了县里一批又一批的孩子。
他上课的时候很少提那场球。
只有一次，队里一个孩子偷懒，跑动不积极。严观澜吹了哨，让他站到球场边上，往看台看。
孩子看不见什么。看台是空的。
严观澜说：一九九七年这里站满过。你跑不动的时候，想想那一万人。
那个孩子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那年之后，江心岛的老球场一直在用。
先是泥地，后来把场地填平，铺了水泥，再后来铺了塑胶。球门换过好几副，记分牌也换过。
只有那片场地还在原来的地方。
很多年以后，会有另外一支球队把主场定在这里。看台还是那圈看台，坐得下的还是那几千个人。
比赛开始以前，总会有人在看台上忽然说起一九九七年。说起那天站满了人的围墙，说起一支从外面来的队伍，说起一只签了名的手背。
说话的往往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人听着，多半不太信。
严观澜那时候已经老了。他还去看球，坐在看台上，不怎么说自己的事。
有人问过他，那场球到底算什么。
他想了想，说：算个底数。
他说，那一天以前，县里没有人知道自己有多少球迷。那一天以后，就有人知道了。
底数摆在那儿。往后这些年，吴川的球，就是从这个底数上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