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省队的吴川人
七十年代的吴川，球场是不够用的。
晒谷场是球场，河滩是球场，村口的空地也是球场。谷子一收，水泥地扫得干干净净，两块砖一摆，就是一个球门。
那时候没有人敢想省队。省队是广播里偶尔飘过的一个词，是报纸上的铅字，是离县城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但它离得其实不远。后来走过去的那批人，一开始都站在灯光球场的围墙根下。
何锦川，家在县城边上。
父亲在工厂做工，母亲替人缝补。少年时的何锦川个子不算高，站在同龄人里一点都不出挑。
他没什么别的爱好，天一擦黑就往灯光球场跑。挤不到前排，就爬到墙根的石墩上站着。他看球的时候不说话，一场球看下来，嘴唇闭得紧紧的。
有人见过他看完球回家，一路上一个字不说，进了门，先摸出球。
后来他进了县队，又进了地区队。
那时候县里的球队不少。公社有公社的队，工厂有工厂的队，学校有学校的队。逢年过节，公社之间约一场球，输的一方请吃饭，饭钱各家凑。
何锦川在队里踢后卫。他不进球，看球的人却记得住他——他把对面的前锋盯得没了脾气。一场球下来，对面的前锋蹲在场边，鞋都踢开了线。
省队来地区挑人那回，挑人的教练在场上站了整整一个下午。看了一场半比赛，翻来覆去看的，就是那个不声不响的后卫。
走的时候，他只带走了一个名字。
何锦川离家那天，县里没有摆酒。
母亲缝了个蓝布口袋，装两件换洗衣裳，一双球鞋。球鞋是补过的，鞋头补过一块，鞋跟补过一块。
她说，省城大，别乱跑。
他说，晓得。
省队的日子，跟县城里想的不一样。
一天两练，天不亮就出操，跑完圈才摸球。冬天去北方冬训，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他给家里写信，从来只说好。
信寄回县城要走好几天。母亲不识字，请邻居念。念完，她把信纸折得整整齐齐，压在枕头底下。
到了省队，他不是最亮的那一个。跑得不算最快，脚下不算最花，身体也不算最壮。但教练喜欢他。
他位置站得准。球在场上转到哪儿，他就在哪儿等着。别人跑三步的路，他跑两步就到了。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钉子」——不是最快的，不是最花的，但拔不掉。
再后来，省队的名单上开始常年有他的名字，报纸的赛事消息里，也开始出现这三个字。
县城里的人，就是靠报纸认识他的。
报纸来得晚，到手的往往是隔天的。有人把体育版从头看到尾，专找那三个字。找到了，就在厂里、在铺头、在田头说一句：「我们那个后生，又上场了。」
没人接话，但听见的人都抬起了头。
何锦川走后的第三年，李向阳也走了。
他是守门员。
吴川人后来给守门员总结过三条：手要稳，心要静，运气要好。李向阳三样都占。
他小时候守的是祠堂前的石门槛。村里的孩子踢球，谁守门谁挨骂，他不怕骂。他两条腿一叉，身子往下一压，眼睛盯着球，一动不动。
有老人说，他十来岁时守门的手势，就已经很老派了。
他走的也是同一条路。县队，地区队，然后被省队挑走。
去省城之前，他在县里的球场上守过一场雨球。场地里全是水，球吸饱了水，比平时重。那一场他扑出三个必进球。散场的时候他浑身是泥，只有两只手套是干净的。他把手套脱下来抖了抖，塞进布袋里。
同一年走出去的，还有一个人。
老人们说不清他的名字，只记得他个子很高，跑起来像一阵风，踢的是边路。有人说他后来去了另外一支队伍，有人说他早早退了。名字在口口相传里磨没了，只留下一个模糊的、瘦高的影子。
但那年从吴川走出去的，确实不止一个。
一九七九年，那一年联赛打到后半程，省队一直咬着第一集团。
那年的强队扎堆。北方的队伍身体硬，南方的队伍脚下细，谁都不敢说自己稳。
省队那套阵容不算豪华。后防线上有一半是本省人，说话口音都差不多。准备会上，教练只讲了一句：我们能守，就能赢。
县城里没有几台电视机。有电视的人家，到了晚上就把机器搬到院子里，凳子、板凳、竹椅围出一个半圆，远远看着，像在看露天电影。
那年秋天的一场关键球，县城的广播也开了。
球是在外地打的，看不到画面，只有广播里一句一句地报。
前七十分钟，零比零。
院子里没有人说话，烟头在黑暗里一亮一亮。有人蹲在门槛上，手里的粥碗已经凉了。
下半场中段，一个角球。
广播里报得很快，声音突然高了半度。等那句「进了」落下来的时候，院子里先是静了一下，接着有人跳起来，把凳子碰翻了。
那一年的冠军，就是靠那样一场球，一寸一寸咬下来的。
那天夜里，县城里响起了鞭炮。不是谁通知的，是自己响起来的。
第二天，报纸送到了。铅字上印着省队的名字。
有人把那张报纸裁下来，用米汤糊在灯光球场边的墙上。糊得有点歪，但是很平，一个褶子都没有。
往后好几个月，那面墙前面总有人站着。
后生仔们凑上去，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到省队那一行，声音会低下去，也会慢下去。
那年冬天，何锦川回了一趟家。
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去了灯光球场，跟一群十六七岁的后生踢了半场。后生们抢他的球，抢不到。有人问他，省城的球场有多大，省城的观众有多少。
他只说了一句：「你要自己去看。」
后生们不服气，夜里又约了一场，非要把球从他脚下断下来。那半场球踢到天全黑，看不见球了才散。散场的时候，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蹲在场边系鞋，抬头问了一句：省队的名单，好进不好进。
何锦川想了想，说：不好进，但不是不能进。
李向阳回家没有这么早。
他在省队的门线上，一站就是十九年。
一年一度的省港杯，他守了十五届。
手指头伤过，膝盖肿过。有一回球砸在脸上，眉骨开了口子，缝完针，下半场照样站在门前。队医问他要不要下来，他说不用。
吴川人看省港杯，很大一个原因，是想看看他。
信号不好的年份，电视画面上全是雪花。雪花里有一个穿深色门服的影子，两手撑在膝盖上，腰微微弓着。
有人说，看那个人影的姿势，就晓得是我们吴川人。
关于何锦川有没有进过国家队，县里流传着两个版本。
有人说，他穿过胸口带国徽的球衣；也有人说，他只进过一回集训名单，后来没留下。争了几十年，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有一件事是没有争议的。
省城那支队伍的名单上，曾经一长串都是吴川的名字。七十年代三个，八十年代五个，再往后更多。
小城第一次明白，自己不只是会踢球，还能把人踢出去。
那些年，县里办起了业余体校。
教练是从省里下来的，一年带一批孩子。招人的标准很简单：跑得快，敢撞，不怕疼。
家长送孩子去，有的是真喜欢球，有的是想让孩子将来吃口公家饭。头几年，来学的孩子里当守门员的格外少——谁都想踢前锋，没人愿意站在门前挨打。
教练就一句话：想学李向阳，就自己站到门线上去。
后来真有人站过去了。
从那以后，吴川踢球的人有了两条路。一条留在县里，逢年过节在年例的球场上踢给乡亲看；一条走出去，把名字印在别人的名单上。
走出去的人，过年都往家里赶。回到县城，被熟人拦住问省城的事，他们都说省城好。问完了，还是要去灯光球场站一会儿。
一九七九年的那个冠军，后来被写进了县志。
写得很简单，就是一行字。
可吴川人记得比县志细。他们记得那个秋夜里的广播，记得院子里的板凳，记得第二天报纸上的铅字，记得有人用米汤把报纸糊在墙上，糊得舍不得换。
那一年的冠军队里，站着一个吴川人。
那是吴川足球第一次，以别人的方式，站到了最高的地方。
灯火从省城照回来，照在江心岛的老球场上。
那天夜里，有人站在围墙根下，抬头看了看头顶那片黑。黑里头什么都没有。
他心里想的是一句话，几十年后才有人把它说出来——我们要有自己的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