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围墙顶上的人
六十年初，人民体育场的筹建提上了日程。
选址在县城边上，一块平整过的坡地。县里出钱，各公社出工，图纸是地区体委帮忙画的。开工那天没有仪式，几百号人扛着锄头畚箕进场，像干自家农活一样干了起来。
体育场的主体是一座带看台的球场。看台是砖砌的，一圈水泥台阶，没有椅子。可就是这几级台阶，后来承载了吴川人几十年的看球记忆。
建场期间有个细节被老人反复提起。运土的车队从各村经过，有村民往车上塞番薯，说是给做工的人加餐。问他是哪村的，他摆摆手走了。球场是全县人的球场，这句话没有人说出来，但人人都这么做。
六十年代中期，人民体育场落成。落成的头一场比赛，对手是邻近县的县队。
那天体育场周围的路全停满了自行车。县城的、乡下的，车头一律朝着场外——停车的人已经想好了，散场时第一个冲出来。
比赛结果，老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记得赢了，有人记得平了。但散场时的情形，说法出奇一致：几万人从几个方向往外涌，没有推搡，没有口角，人流像鉴江涨水，慢，但是稳。
比体育场更让小城人惦记的，是灯光球场。
那是一片更小的场地，水泥地面，四周立着高高的灯架。开灯的第一晚，被后来的县志编纂者写成了一句话：观者如堵。
堵到什么程度？场内的人踢球，场外的人看球，看球的人把场地围成了一口井。里三层，外三层，最外面的人踮着脚，看的是前面人的后脑勺。
于是有了那件事。不知道是哪个后生仔第一个爬上去的——围墙的顶，也就一砖宽。他骑上去，坐稳了，正好越过里层人的头顶，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晚，围墙顶上坐了一排。第三晚，坐满了一圈。
那圈人后来进了历史。多年后县里整理体育档案，翻出一张黑白照片：夜里的灯光球场，场内球员奔跑，四周围墙顶上密密麻麻坐满人，一排小腿悬在墙外晃。照片的说明只有五个字——观众围墙顶。
照片没有拍下声音。老人们替照片补充：场里踢球的人，能听见围墙顶上的脚步声，像下雨。
七十年前后，灯光球场成了县城夜晚的中心。
天一擦黑，球场的人声就起来了。有训练，有比赛，也有纯粹来看的。卖甘蔗的挑担在场外站定，一晚上能卖完两担。跟在后头的还有卖白粥的、卖籺的，脚步声、叫卖声、球撞击地面的声音，混在一起。
吴川人后来管这种热闹叫「球墟」。墟是赶集的墟。球场成了集市，集的是热闹，散场时带走的是话题。
体育场的用途不止踢球。逢年例，场上搭台做戏；夏夜里，放露天电影；县里有大事，也在那里开大会。老人们回忆，那时候放电影，幕布常挂在球门后头，小孩坐在禁区里，银幕上打枪，银幕下想象自己在踢点球。
于是吴川人有了一种独特的方位感。去体育场，他们不说去体育场，只说「去球场」。无论那里在做什么，在他们心里，那块地就是给球留的。
灯光球场办得最隆重的，是县际比赛。
湛江专区各县轮着办，轮到吴川那年，全县像过年。客队到的前一天，县城的主要街道扫了两遍。比赛那天，学校组织学生提前到场，各公社来的球迷坐满了看台，围墙顶上照例坐满。
有一场球被记了几十年。对手实力强，控着球打，吴川县队被压了半场。看台上没人喝倒彩，几千人齐声喊的就是两个字——「顶住」。
顶住了下半场，吴川队反击进了一个球。终场哨响，围墙顶上的人跳起来，墙皮簌簌往下掉。第二天，体育场的看门人爬上围墙检查，把松动的砖一块块重新砌好。
他后来跟人说，那面墙，一年要补几回。补来补去，他也不恼——墙要是不结实，说明来的人多。
六七十年代的吴川，生活并不宽裕。但看球这件事，好像不问穷富。
一张票几分钱，实在没钱的，看台外面站着看，围墙顶上坐着看，树杈上也有人骑。曾有外地的干部来看了直摇头，说这地方看球没有队形。陪同的本地干部笑：「我们看球，从来没队形。」
散场后的县城是另一番景象。满街都是评球的人，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有两位老先生为了一个进球算不算越位，从体育场门口争到糖水铺，各买了一碗糖水，边吃边争，争到最后谁也没说服谁，约好下一场再验。
这种争论后来成了一种社交方式。吴川人交朋友，先问你看不看球，再看你看哪个位置。看门的和看前锋的，聊不到一处去。
灯光球场的另一个贡献，是养出了县里的少年队。
雨天是灯光球场最狼狈的日子。水泥地一沾水就滑，雨一大就得停赛。停赛不停人——看台上没人走，几千人坐在雨里等广播。广播说改期，人群才慢吞吞散开，一路还在争刚才那个球。
有个伞铺的老师傅看准了生意，每逢球赛就挑一担竹伞在场外卖。他后来总结：晴天卖阳伞，雨天卖借伞。借伞不要钱，第二天还回来就行。他说，看球的人不会赖一把伞。这话他没有依据，但几十年里，伞真的一把没少过。
体育场的老教练记得，那年头选少年队员不用发通知，傍晚去灯光球场转一圈就行。场边总有十来个细佬仔，抱着比自己脑袋还大的球，等大人下场，好捡空档踢两脚。
看中的孩子，问一句愿不愿意跟队训练。孩子的回答大同小异：先跑回家问阿妈，阿妈多半问一句，训练完有无饭吃。有饭吃，就练。
少年队没有像样的球鞋，训练一场，球鞋的胶底就磨薄一层。教练后来想了个办法，让队员轮流穿两双鞋，一双练球，一双走路。孩子不肯，说练球才是正事，走路费什么鞋。
这话让教练记了一辈子。他退休多年后接受采访，讲到七十年，先讲的就是这句——「走路费什么鞋」。
少年队也进过几次地区比赛，成绩平平。教练不服气，又服气。他说，我们练得最晚，但人家器材好；不过器材好是一时的，肯不肯跑是一世的。这句土话版的总结，后来被县里的体育干部写进了工作汇报。
那几年，围墙顶上的人越来越会看球。
起初大家只看谁跑得快。后来懂了阵型，懂得看无球的人。再后来，看台上开始有专业的声音：这个球该分边，那个球处理得太急。喊的人未必踢过正规比赛，但眼睛是几十场球喂出来的。
有一年省队下来打表演赛，一位随队的老教练在场边站了半场，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在县体育部门口挂了很多年，写成标语：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也要从看台养起。
标语上的字早褪色了，但看台没有褪。改革开放前夕，县里统计过一次体育场馆的容量，人民体育场加上灯光球场，核定容量一万余人。填报的干部在旁边加了一行小注：实际观赛人数，常超于此数。
小注没人追究。因为全县人都知道，那多出来的人坐在哪里——
坐在围墙顶上，坐在树杈上，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在自家阿爸的肩膀上。
他们没有座位，但他们有位置。
也是在那几年，省体工队的人开始频繁出现在这座看台底下。他们不看球，看人。看台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堆里，总有一两个奔跑的少年，是他们要找的。
围墙顶上的人还不知道，就在他们头顶的这座小城里，第一批要走出去的吴川球员，正在悄悄长大。
（本章档案：据《吴川县体育志》等公开资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吴川建成人民体育场与灯光球场，县际比赛、夜间赛事观者甚众，「观众坐满围墙顶」的黑白照片为当地体育记忆的经典一幕。文中人物场景为文学化白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