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深了，鉴江的水，瘦了一半。
往年这时候，江水能漫到河堤的一半高，今年只到堤脚。河滩上露出一片灰白的卵石，几只白鹭站在水浅处，一动不动地等鱼。
镇上的客车，在旧车站门口停下。车门吱呀一声开了，下来一个光头男人。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肩上一个蛇皮袋，袋口露出一截擀面杖似的木柄，木柄被手磨得油亮。人晒得黑，颧骨上有一层风霜的红，手上全是茧，指节粗大，一看就是干粗活的。
他在车站门口站了一会儿，眯着眼看天。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风里带着一股熟悉的、淡淡的咸腥味——那是鉴江的水汽，混着田野里蒜苗的清气。
车站卖票的婶子，盯着他看了半天，才试探着喊了一声：“光头仔？”
男人回过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婶子，多年不见。”
“哎哟，真是你！”婶子一拍大腿，眼睛瞪得溜圆，“村里人都说你在外头……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做点事。”光头仔把袋子往肩上一甩，“婶子，我先回村了。”
“哎，你等等——”婶子想喊住他，又不知说什么好，眼睁睁看着他走出车站，拐上了旧公路。
旧公路还是那条旧公路。只是两边的光景，全变了。
早年这条路，两边都是荒坡，长着齐人高的茅草，风一吹，草浪一波一波的。如今，荒坡都开成了蒜地，一畦一畦，绿油油的，一直铺到山脚。几个农妇蹲在地头拔草，不时直起腰来，擦一把汗。
再往前走，路边立着一块新牌子，蓝底白字：“高辣村乡村振兴示范区”。牌子下头，拴着一头黄牛，正甩着尾巴吃草。
光头仔停下脚步，看了那块牌子好一会儿。
他走的时候，高辣村还是长岐镇底下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如今，光是从镇上到村里这一段路，就修得平平整整，两边种了花，路灯杆子上，还挂着红灯笼。
走到村口，那棵大榕树还在。
树比八年前更老了，树冠却铺得更开，遮了半个场子。树下摆了几张石桌石凳，几个老人正围在一起下棋。老支书也在，头发白了大半，正眯着眼，盯着棋盘上的一步棋，半天没落子。
“将军！”对面一个老人得意地喊。
老支书摆摆手：“慢着慢着，我看看……”
“老支书。”光头仔喊了一声。
老支书抬起头，看了他半天，手里的棋子，啪嗒一声，掉在石桌上：“你……你是光头仔？”
“是我。”
“你不是——”老支书噎住了，后半句，没说出来。
周围几个老人也都抬起头，上上下下打量他，眼神里有惊讶，有疑惑，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没死，”光头仔说，“也没坐牢。当年那些话，是传岔了。”
老支书张了张嘴，半晌才问：“这些年，你在哪儿？”
“珠海，后来去了广州。”光头仔把蛇皮袋放下，“跟了个老师傅，学做菜。”
“学做菜？”老支书一愣。
“嗯。”光头仔点头，“学了八年。师傅说，可以出师了，我就回来了。”
老支书上下打量他。他记得，八年前的光头仔，白净，油滑，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见了人先笑，笑里带着三分算计。如今眼前这个人，肩宽背直，脸上没了那股油滑气，倒添了几分沉静。眉眼还是那个眉眼，可精气神，不一样了。
“变了，”老支书感慨，“真变了。”
光头仔笑了笑：“人是会变的，老支书。要是八年了还不变，那这人，就没救了。”
他弯腰，从蛇皮袋里摸出一包东西。纸包着，油浸浸的，还微微冒着热气。
“这是我在广州跟师傅学的炸子鸡，路上还热着，您尝尝。”
老支书接过来，拆开纸。一股焦香扑出来，浓得几个下棋的老人都凑过来看。金黄的一只鸡，皮亮得能照见人影，油光顺着纹理往下淌。
老支书撕下一块，放嘴里。皮脆，肉嫩，汁水在舌尖上一化，咸鲜里带着一丝甜。他嚼了嚼，又撕下一块，慢慢嚼，半天没说话。
“怎么样？”光头仔问。
老支书咽下去，长长出了一口气：“这手艺……了不得。我活了七十多年，没吃过这么脆的鸡皮。”
几个老人也各撕了一块，尝了，纷纷点头：“好手艺！”“这鸡，是怎么做的？”“皮这么脆，肉还这么嫩！”
“高汤先熬半个钟，晾干了再炸。”光头仔说，“火候到了，皮自然脆。”
他把剩下的鸡，包好，放在石桌上：“老支书喜欢就好。我先回家看看老屋。”
他拎起蛇皮袋，朝村尾走去。
榕树下，几个老人都围过来，看着那只鸡，议论纷纷。
“不是说他在外头犯了事，被抓起来了吗？”
“我看不像。你看他那双手，是干活的手。坐过牢的，哪有这样的精气神？”
“那当年那些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老支书嚼着鸡，慢悠悠地说：“人这一辈子，谁没个岔路。走岔了，能拐回来，就是好样的。他这回回来，我看，是奔着正事来的。”
“啥正事？”
“你看他袋子里那截木柄，是锅铲。”老支书说，“带着锅铲回来的人，心里是装着灶台的。”
光头仔沿着村道，一直走到村尾。
村尾还是老样子。他家的老屋，立在坡上，瓦是灰瓦，墙是青砖，只是年久失修，墙角的砖，缺了一块，院子里长满了草，枣树歪了半边。
他推开院门。门轴吱呀一声，像是叹了口气。
院子里的草，没到膝盖。堂屋的门虚掩着，他推开门，一股潮气扑出来。屋里还是八年前的样子：一张八仙桌，两把竹椅，墙上的年画，褪了颜色，卷了边。
他走到灶房。灶台还在，青砖砌的，积了厚厚的灰。灶眼里，还留着几根干柴，是八年前他走之前烧剩下的。
他蹲下来，摸了摸灶台。砖是凉的，灰是冷的，可他摸着摸着，手就停住了。
他记得，小时候，母亲就是在这灶台上，给他炒粉吃的。母亲炒粉，总爱多放一点油，说：“仔，吃饱了，才有力气长个子。”后来母亲不在了，他就自己炒，炒得不好，也糊弄着吃。再后来，他出去做生意，就再没碰过这口灶。
他站起身，走到院子里，在枣树底下站了很久。
枣树歪了，可还活着。秋天了，枝头挂着几颗枣，红得发亮。
傍晚，光头仔想起隔壁的三婆。三婆是他家的老邻居，看着他从穿开裆裤长到成年，他母亲走得早，三婆没少给他塞过吃的。他拎着剩下的炸子鸡，去了三婆家。
三婆家的门开着，她正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择一把菜心。看到光头仔，三婆的手停住了，择菜的动作，半天没继续。
“三婆，”光头仔站在门口，“我回来了。”
三婆嘴唇动了动，声音有点抖：“仔，真是你？”
“是我。”
“你妈要是知道你今天回来，”三婆放下菜，擦了擦眼角，“该多高兴。”
光头仔蹲下来，把炸子鸡放在她膝盖上：“三婆，我学的本事，做给您尝尝。鸡是路上带来的，还热着。”
三婆没看鸡，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黑了，壮了。好。人回来了就好。”
她颤巍巍地撕了一块鸡，放嘴里嚼，嚼着嚼着，就笑了：“香。你妈当年，最爱给你做鸡吃。”
光头仔低着头，看着地上那块缺角的青砖，没说话。
“回来还走吗？”三婆问。
“不走了。”光头仔说，“回来做点事。”
“做事好。”三婆点头，“男儿汉，总要有个营生。你这一身本事，别糟蹋了。”
从三婆家出来，天已经擦黑。光头仔回到老屋，点上灯，打了盆水，把堂屋、灶房，里里外外擦了一遍。八仙桌擦亮了，竹椅摆正了，墙上的年画，他揭下来，换了一张新的——是他从广州带回来的，红底金字的“福”字。
夕阳的最后一缕光，从瓦缝里漏进来，照在“福”字上。
他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夕阳一寸一寸地沉下去，看着村尾人家的烟囱，一家一家，冒起炊烟。锅铲立在灶台上，像一杆旗。
他轻声说：“老屋，我回来了。这一回，不走了。”
夜里，他睡在堂屋的竹椅上。屋顶的瓦缝里，漏下几颗星星。
他翻了个身，梦见自己在炒粉。锅烧得通红，火舌舔着锅沿，他抄起锅铲，一铲，一翻，粉在锅里打着旋儿，香气扑鼻。
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他坐起身，看着灶台上那柄锅铲，忽然觉得，这八年的路，走对了。